彭士禄
他,出身红色家庭,父母都是革命战士。
他,进过囚牢,当过乞丐,做过护士,吃过百家饭,穿过百家衣,虽历经磨难,颠沛流离,却向阳而生,用传奇故事证明了他的红色基因。
他,严谨求实,胆大心细,参与研究设计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和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站。
他就是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核动力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时代楷模”、“核工业功勋人物”彭士禄。
彭士禄在同事眼中寡言少语、工作严谨、处事果敢,但在家人眼中却是另一番模样:家中总是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他的“彭氏幽默”让家人难以忘怀。
“全家人都‘欺负’他”
在彭士禄书房的橱窗里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合同。合同订立的时间是1999年8月15日,订立双方分别是甲方老朋友彭士禄和乙方小朋友彭瑶。这是一份外孙女彭瑶因心疼终日忙碌又喜好喝酒的姥爷,与彭老签订奖励喝酒的合同书,字里行间尽显彭士禄与外孙女的温情与友爱。
彭士禄与外孙女彭瑶签订的奖励喝酒合同书
在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时,女儿彭洁感慨家人都很怀念父亲退居二线后逐渐回归家庭生活的美好时光。那时彭士禄和妻子的身体都还好,一到周末彭洁和家人就会带着父母出去兜风,夏天就赏花看美景,冬天就体会冰上的乐趣,哪怕鼻头冻红了,两位“老小孩儿”也要在冰上玩个尽兴才肯回家。
“我父亲常说在家里‘地位低’,全家人都‘欺负’他,一边说还一边举小手指比画……”彭士禄给家里人做了排序,排名第一的是妻子,第二是彭洁,第三是外孙女,第四是保姆,第五是女婿,第六则是他自己。“父亲常开玩笑说,他跟老五最可怜了,两个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都是在这个家‘最受气’、受管制的。”彭洁绘声绘色地说,“所以,在家里父亲最关心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外孙女,一个是他的女婿。每次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问小朋友回来没有,接着就是问老五回来没有。”
父亲给他起名彭赤湿
与许多功勋的后代一样,彭洁对父亲的过往和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直到我母亲去世后,我要全面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任,才开始慢慢了解父亲。我在帮他做一些整理工作之后,才知道他的不容易和他所成就的事业。”彭洁说。
“有一次我在整理翻看相册时,发现一张照片的背面写有‘彭赤湿’字样,我问这是谁,父亲说这是他。我当时就很震惊,疑惑地问父亲,‘您连父母的样子都不记得了,怎会记得有过彭赤湿这个名字?’父亲当时缓缓地说,‘对这个名字,我一直有些印象,这是我小时候的名字。后来,我是在辗转香港、澳门与七叔七婶和祖母生活的那段时间,为了免费上学才改名。’”
彭湃与彭士禄(前排左一)和彭士禄的哥哥(前排左二)合影
被问及彭赤湿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彭士禄回忆说是他父亲起的,这也是唯一能够体现他与父亲彭湃有“连接”的证明。彭湃给彭士禄的哥哥取名叫彭绛人,给彭士禄取名叫彭赤湿。绛和赤都代表红色,绛人是红色的人,赤湿表示红色的润土,足以看出彭湃对革命信仰的坚定。
父亲和他的小玛莎
“我父亲总说,在认识我母亲以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改变,比之前开朗了许多。是母亲的关爱和温柔温暖了他,让他变得开朗。”彭洁说。
彭士禄和妻子马淑英是在苏联留学期间认识的。当时马淑英作为优秀学生被保送到苏联。1953年,马淑英从北京到苏联喀山,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会有一个叫彭士禄的人去火车站接她。马淑英下了火车,两人一见面,彭士禄就对眼前这位眉清目秀的姑娘一见钟情了。而当时的马淑英对彭士禄并没有什么想法,主要是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对方是红色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不敢高攀。但在彭士禄的“穷追不舍”下,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回国后,1958年6月,彭士禄与马淑英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彭士禄和妻子马淑英结婚照
彭士禄说自己有三位夫人,第一位是核动力,第二位是烟酒茶,第三位则是小玛莎。小玛莎是谁?彭士禄口中的小玛莎就是他的妻子马淑英,这是留苏时妻子的名字。关于父母间的小浪漫,彭洁回忆:“因为父母都有留苏的经历,两人在家也保留了西式的礼仪,出门或回家的时候都会拥吻。偶尔电视上播放他们喜欢的曲目时,两人还会挽起手跳上一段。”
在彭洁的印象中,父亲彭士禄仅做过一次饭。那时,他们因父亲工作调整,全家搬到了湖北武汉。有一次,父亲带着全家人回广东。因为工作需要,父亲单独先回了武汉。等他们再回武汉时,是父亲去接的他们。到家以后发现父亲早已经做好了饭,是一大锅年糕汤。“那个汤真的很好喝,那顿饭我们吃得很香,那是父亲唯一一次下厨做饭。那之后父亲还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小窍门儿,多放味精,汤的味道更鲜美。”彭洁说道。
“到主席台去找父亲,结果被轰下台”
彭士禄自从上了核潜艇这艘“船”,就处于忘我的工作状态。从1961年开始,核潜艇项目因多种原因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1965年,搁置多年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彭士禄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核动力世界”里。他没任务就组织研究室成员学习专业知识,打牢知识基础,有任务就抛家舍业,一头扎进“海里”,家里的生活起居都是由妻子操持。
“作为父亲背后的女人,母亲为家里付出了很多。我母亲的专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在北京的时候,母亲在北京化工学院(现为北京工业大学)教书,学生们都很喜欢她。当得知母亲要放弃北京的教学工作,选择跟随我父亲去四川的时候,学生们都很不舍。我们离开北京的那天,母亲的学生都来火车站送行,临别时母亲与学生相拥而泣。”彭洁回忆道。
因为母亲留学所学的知识也与核动力相关,在入川后不久,母亲也投入到核动力事业中,无人照料的彭洁和哥哥几乎见不到父亲的面,偶尔母亲能回来看他们一次。
“有一次大喇叭广播,让所有人到操场集合,大家都去了。我看到父亲站在主席台上,因为很久没看到父亲,我很想念他,于是跑上主席台刚想跟父亲说话,父亲却说‘我们正在开会,你赶快下去’,我感觉自己像是被轰下台一样。现在说起来都很好笑。”
1973年,彭士禄与女儿彭洁在武汉合影
在四川时,彭洁因为经常生病缺了很多课,不会除法。“印象中父亲对我功课的指导只有一次。那天我在家里写作业,父亲突然开门回家拿东西,看到我便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写作业,但我不会除法。父亲拿完东西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你把乘法倒过来算就是除法。”对于子女的学业,彭士禄没有过多的要求,尽力就好,但有一条是要铭记的: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我对得起毛主席和周总理”
“我给彭部长当秘书,在第一次见面时,彭部长知道我也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便让我把手伸出来看我右手食指是不是斜(瘪)的。因为学这专业的人,平时画图比较多,手指会变形。彭部长也是长期握笔画图,右手食指有点变形。这种专业上的认同感,顿时让我深感亲切,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缓解了我当时紧张的情绪。”从1986年11月便开始跟着彭士禄走南闯北的秘书叶向东回忆道。
彭士禄在核潜艇前
在核潜艇建设阶段,彭士禄最感动的一次是当反应堆功率提升至约10%时,输出的电把灯泡点亮了。虽然当时还没到100%功率,但那一刻,彭士禄热泪长流。“彭部长那时说,‘我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周总理,对得起蔡妈妈。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现在5年就搞出来了。小叶,周总理在重庆对我的叮嘱,蔡妈妈在延安对我的叮嘱,我都实现了,他们知道都会高兴的。’”叶向东回忆起和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兴奋地说。
在叶向东眼中,彭士禄是一个心胸宽广、乐观向上的人。彭士禄有句名言:“知足者常乐,常乐者长寿,长寿者烟酒茶不分家。”在叶向东看来这句话蕴藏着上下级之间关系平等的理念,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彭部长脾气好,没架子,始终与人为善,他的茶、酒你可以喝,烟你可以抽,在工作中碰到这样重感情的领导很幸福。”
“喝酒不谈工作,敬酒不站起来”
随着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发展核电成了国家关切的事。因此,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担任秦山核电二期的董事长。他把搞核潜艇研究的经验与在大亚湾学习的法国核电站的管理经验结合起来,用在秦山核电二期的建设上。彭士禄总结推行三大控制:一是投资控制,二是进度控制,三是质量控制。
彭士禄推演数据,从秦山二期的主参数开始算起,燃料组件怎么算,多少钱,买哪个厂的核燃料……他清楚每一项数据。“应该说,秦山核电二期目前仍然是全世界发电成本最低的核电站。”叶向东说。
1989年秦山二期建设时期彭士禄(中)在现场
彭士禄在秦山核电二期任董事长期间,时刻心系职工,为职工谋福利。“彭董事长和于洪福总经理接受了我这个术后正在化疗的重症病人,并在3个月后的董事会上任命我为秦山核电二期副总经理。”在秦山核电工作多年、曾任秦山核电一期副总经理的方诗经在谈及对彭士禄的印象时说,“分工后,彭董事长召我进京谈工作,让我协助于洪福工作,重点是要关心员工生活和待遇,要把生活区征地和配套设施抓好,争取早点开工。彭董事长还说,‘民以食为天,居者有其屋’,要按政策创办些收益好的项目,改善员工生活;京沪杭办事处也要建好,方便员工出差办事和家属看病。”
在谈完工作后,彭士禄邀请方诗经等人吃饭。席间,彭士禄对方诗经说:“喝酒不谈工作,敬酒不站起来,你在术后恢复期,你的酒我来代。”简短的几句话让方诗经非常感动,眼睛都湿润了。
“怎么我又得奖了?奖金不要,给国家”
彭士禄一生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把大房子让给别人,自己住小一点的房子。他总是很知足。
彭士禄院士获得的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证书
2017年,彭士禄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年度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那时的彭士禄已经住院,彭洁去医院看望父亲,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结果彭士禄得知自己获奖后表现出很惊讶的神情:“我怎么会得奖呢?”
由于患病,当时的彭士禄已经不能很连贯地说话了,但常年陪伴父亲的彭洁对父亲的一举一动都心领神会。“我告诉父亲奖金是100万港币,问他打算怎么办。父亲说‘不要’,我问他不要给谁,他说‘国家’。我说,‘国家那么大,得有个部门啊。’他说‘给组织’。我说‘您的组织是中核集团’,他说‘那就给中核集团’。”就这样,彭士禄把自己获得的奖金捐给了中核集团,以培育更多的科技人才。
2020年,彭士禄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他当时就表示继续捐献奖金。但很遗憾,颁发奖金的时候彭士禄已经不在了。“我在想,如果父亲还健在,我跟他说起奖金的事,父亲肯定还是一脸疑惑表情,‘怎么我又得奖了?奖金不要,给国家,给组织。’”彭洁道。
“我把贝壳门帘亲手送到恩人手里”
北京到辽宁,相隔千里,却连接着彭士禄的一份牵挂,一份特殊的“亲情”。
1979年8月1日,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黄海燕失去了年仅51岁的父亲。他的父亲生前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在战场上多次负伤,后在辽宁某造船厂工作。作为家里的重要劳动力,父亲突然离世,对一家人来说好似天塌地陷。
黄海燕的母亲曾多次去找造船厂领导,希望组织上能帮忙解决家庭困难。但当年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年代,招工指标严格受控,厂领导虽然有心帮忙,但确实无法给予承诺。当时,彭士禄作为该厂的上级领导经常来指导工作,一次机缘巧合,黄海燕的母亲找到了彭士禄,并诉说了自己的处境。“听完我妈妈的叙述后,彭伯伯当即翻遍自己的口袋,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塞到了我妈妈手里。随后,他指示厂领导按特殊情况尽快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同时,为缓解我们家的生活压力,彭伯伯与厂里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他们一起分别认养我们姐弟几个。母亲得知这一决定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黄海燕说。
彭士禄(中)与女儿彭洁(右)及黄海燕(左)
就这样,北京到辽宁之间架起了一座温暖的桥梁。为了感谢彭士禄对他们一家人的照顾,黄海燕受母亲所托,特地到北京当面感谢彭士禄。“我到北京的那天,彭伯伯因工作原因不在单位,是淑英伯母把我接到家中。进了家门后,我迫不及待地把一挂用小贝壳编织而成的门帘双手捧给伯母。我对伯母说,这是母亲和我们姐妹用从海边一颗一颗捡来的小贝壳穿制而成的小门帘,礼物虽轻,但每一颗都凝聚着我们全家对彭伯伯的感恩之情。伯母高兴地收下了这个礼物。”黄海燕回忆道,“离开北京时,伯母早已给我备了很多礼物,还买好了火车票把我送到了火车站,目送着我踏上归途。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那次北京之行,让我永生难忘。”
从此以后,黄海燕结婚、生子,只要经过北京都会拜访彭家,彭士禄及其家人每次都待她亲如一家。
想吃蛋糕就找“小朋友”
彭士禄晚年时光虽然多半是在医院度过的,但他每天都过得特别开心,常常与看望他的家人、照顾他的护工开玩笑。就连主管彭士禄的医生都说彭老是最幸福的人,每天都乐呵呵的。
彭洁记得自己的女儿小的时候很喜欢吃一款蛋糕,彭士禄下班经过蛋糕店的时候都会给“小朋友”买上一块。等彭洁的女儿长大了,就反过来照顾彭老,每次去医院看“老朋友”的时候,“小朋友”都会带上蛋糕,有时是三块,有时是四块,两个护工一人一块,“老朋友”一块,“小朋友”一块。
彭士禄与外孙女彭瑶合影
逢年过节的时候,彭洁就和家人在家准备好饭菜,煮好饺子,每次一定会带上父亲爱吃的红烧肉,打包带到医院,一家人其乐融融吃团圆饭。每次彭士禄都能吃上几块红烧肉,但想再吃的时候,家里人统一意见不给吃。“父亲那个时候就会像受了委屈的小朋友。我们不是不孝顺,是怕父亲吃多了身体吃不消。”
“两位老人说要成立赖皮协会”
彭士禄总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对于女儿彭洁,彭士禄却“用得很顺手”。“我开玩笑跟父亲说,‘您看我又给您当秘书,又当参谋,您就给我封个官当当呗’。他说‘那就封你个参谋长吧’。我说‘我这个参谋长下边得有兵吧’,父亲看着两位护工说,让他们俩当。”彭洁回忆,当时四人哈哈大笑。
彭士禄的老年生活简单快乐,曾和他一起共事的老朋友张学亮经常来医院看望他。两人谈天说地,聊到喝酒的事就互相耍赖皮,彭洁说:“两位老人说要成立赖皮协会,父亲还给人家封了一个赖皮协会秘书长,两人打趣完还会掰手腕,这是多年共事结下的深厚友谊。”
对于很多人避而不谈的身后事,彭士禄早就做好了打算。他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坦然面对就好,因此,他在自己清醒的时候对后事做了三点嘱托:一是不要有医学上的临终抢救,二是后事要简办,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三是把他和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
彭士禄生前喜欢游泳、下象棋,喜欢喝酒抽烟,会在外孙女弹奏钢琴的优美旋律中附和着轻轻点头打节拍……这样的彭士禄,这样的幸福生活,可能就是他的父亲彭湃想要看到的样子——新中国的样子!
彭士禄曾说:“我一生做的工作,虽沧海一滴,但就是要为人民奉献,默默地、自强不息地去耕耘、开荒、铺路。”彭士禄正是秉持着这种信仰和干劲儿,“深潜”于蔚蓝大海,“点亮”了万家灯火。此刻,彭湃夫妇应该已经和他们的“小乖乖”团聚了,他们都会为祖国的今天而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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