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这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方向是,将来持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步伐会进一步加速,金融服务会更多呈现线上线下结合,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更多地合作等。此外,未来可能也会涌现更多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物联网的金融创新,交付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快,会有很多新的业务形态出现。
黄益平认为,中国的很多金融业务都具有很强的普惠性,如果具体到中国数字金融革命的变化来看,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驱动因素。
首先,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空白,数字金融的很多创新相当于填补了空白。如果拿今天的金融体系和国际上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征,比如说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主导等。
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客观来说,过去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没问题,但其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金融供给不足的矛盾,特别集中体现在支持创新和支持普惠两个方面是不足的。中国的数字金融为什么做得比较好?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传统金融体系中确实存在不少供给的不足或是空白,这为数字金融创新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其次,过去十年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得到快速进步,为金融业遇到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金融领域有很多新特征新功能,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升三降”,即在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体验的同时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这样的特性运用到金融体系中,原来解决不了的很多问题现在似乎有办法可以解决。
再次,监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说对于数字金融创新持比较友好的支持态度,积极的方面看,鼓励了金融创新,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一些领域出现了风险,这是为什么过去两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在改进监管框架,主要是要做到对数字金融监管的全覆盖。近年来,监管政策已经持续收紧,目标是要实现监管全覆盖,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稳定。换句话说就是,监管政策的加强,更加有利于在数字金融领域实现稳定、有序同时有价值的创新。
黄益平同时表示,2020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政策不断的完善,数字金融可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新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数字金融创新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主,将来持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步伐会进一步加速。过去很多业务创新主要是基于消费互联网,未来可能会涌现更多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物联网的金融创新。
“过去的创新我们做得比较成功,主要是集中在移动支付、线上投资和大科技信贷,未来会有更多类似于供应链金融、智能投顾、数字资本市场、央行数字货币等方面的创新,会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深入。” 黄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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