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 babies, please(请再多一些婴儿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ROSS DOUTHAT曾以此为题撰文,呼吁更高的生育率,为美国经济提供更加充足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假如施行全面二孩政策后,在一定阶段,每年将新增数百万的婴儿,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孩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受益的不光是孕婴童等实体经济,还有万众瞩目的股市。
经济学者早已经发现人口出生率与股市、房地产市场、经济繁荣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上世纪90年代初首次将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和婴儿潮(Babyboom)联系起来研究,推算出当婴儿潮出生人口达到49岁前,股市会走牛的理论。历史数据显示,美国、日本等国几次婴儿潮的出生率和该国股市之间的关系,都印证了49岁“婴儿潮”理论。
富国证券分析师亚当斯2009年曾撰写报告认为,人口结构与美股实际表现关系密切。她同时预测,2019年后婴儿潮新世代将引爆美股上涨新行情。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十年回报率与美国的出生高峰几乎重合,令许多研究者都惊叹不已。
除股市外,美国更是一个由婴儿潮引爆经济繁荣的经典案例。二战后,从1946年至1964年,18年间美国出生人口高达7800万人,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5%。就是这波巨大的婴儿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20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还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正因为此,ROSS DOUTHAT认为,未来美国致胜的法宝在于“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多的新生婴儿”。今天的婴儿不仅是需求多样的消费者,更是明天的纳税人、劳动力、创新者和企业家。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中,人口的因素功不可没。经济学者、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研究发现,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中,人口红利的贡献高达27%。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新常态也跟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正是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使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降低。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迅速调整生育政策,增加未来人口的新鲜血液,是必要的对策之一。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是较早提出并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促发“孩动力”的人口学者。他认为,放开生育限制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婴儿潮所驱动的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
的确如此,近年来不少城市做过生养孩子成本的计算,从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按人均50万元抚养成本计算,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每年带来的内需将高达数千亿元。更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可持续的。它不光改善消费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还将通过未来劳动力的供应增加缓解老龄化压力、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问题是,中国放开全面二孩,到底会带来多大的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对股市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推动力?这一连串问题对于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答案关系到我们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这次生育政策调整。是害怕,担心太多的婴儿出生导致资源紧张、抚养负担过重?还是期待,盼望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提振已经处于超低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预备更多的人力智力,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
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后者。尽管目前关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各方各执己见,但毕竟还是有客观数据可以做一个仲裁。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2010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18,2011年为1.04, 2012年为1.26,2013年为1.24,都处于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水平。
笔者就此问题请教过十余位人口学者,他们的态度基本一致:尽管这些统计数据可能存在漏报瞒报甚至虚报等因素,但依然是我们现在能得到最权威的数据,值得决策部门重视。
如果按照这么低的生育率计算,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在刚放开的头两年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可能也不过三四百万,因政策调整而增加的总人口可能达不到3000万,远远低于此前每年增加数千万人的预期。
这样看来,全面放开二孩带来的婴儿潮可能十分有限。新增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孩动力”也将是有限的。笔者观察到,在许多位人口学者的眼里,不是担心全面放开二孩后会产生汹涌澎湃的婴儿潮,而恰恰相反,是担心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出生堆积和反弹。
对于进入经济下行阶段的中国来说,孩动力是可贵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让这种孩动力变成现实,决定预想中的婴儿潮在未来能否让中国经济享受到切实的红利。
但愿婴儿潮不会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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